民国时期（1912—1949）是中国命理学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，受社会变革、西学东渐和印刷技术普及的影响，八字命理学（子平术）在理论体系、传播方式和实践应用上均呈现出独特的演变。以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与特点：
一、理论体系的革新与融合
1. 古籍整理与考据
民国学者对明清命理典籍（如《三命通会》《滴天髓》《子平真诠》）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校注，赋予传统理论新的解释。例如，徐乐吾（1886—1949）对《滴天髓》的评注融合了个人经验，提出“用神为命局枢纽”的观点，成为后世主流理论之一。
2. 新派命理的萌芽
调候学说：民国命理家强调五行与季节的平衡，发展出“冬夏调候”理论（如冬季火为急用，夏季水为关键），补充了传统格局法的不足。
十神心理化：将十神（如正官、七杀）与人的性格、社会角色关联，赋予更贴近现实的分析维度。例如，韦千里在《千里命稿》中以十神推断职业倾向。
3. 西方科学的渗透
部分学者尝试将命理学与统计学、心理学结合，如潘子端（水绕花堤馆主）提出“命理实证”概念，主张通过案例归纳验证理论，但未形成系统方法论。
二、传播方式的现代化
1. 出版业的推动
石印技术的普及使命理书籍大量刊行，如袁树珊《命理探原》（1916）、韦千里《千里命稿》（1935）等，语言通俗化，面向市民阶层推广。
2. 报刊与函授教学
命理专栏出现在《申报》等大众报刊，韦千里、徐乐吾等人开设函授课程，打破师徒秘传的传统，推动命理知识普及。
3. 商业化与职业化
上海、香港等城市出现职业命理馆，命理师结合占卜、风水等业务，形成商业化服务模式。袁树珊、林庚白等名家甚至为政商名流批命，提升行业社会影响。
三、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争议与调适
1. 科学化与批判
在新文化运动“破除迷信”的背景下，命理学被部分知识分子斥为“伪科学”。命理家如袁树珊在《命理探原》中引用《周易》和儒家伦理，强调其“哲理”而非“迷信”属性，试图调和传统与现代性。
2. 战乱与实用主义
抗日战争时期，命理预测常被用于个人命运吉凶（如避难时机、婚姻合婚），实用性增强，但理论创新减缓。
四、代表人物的贡献
1. 徐乐吾：以《子平真诠评注》重构格局理论，主张“用神为核心”，影响至今。
2. 韦千里：融合西洋占星术，在《千里命稿》中以简明明快的断语风格著称。
3. 袁树珊：注重命理与伦理结合，著有《命理探原》《历代卜人传》等，提升学术地位。
五、局限与后续影响
民国命理学的演变受限于战乱和社会动荡，未形成彻底的理论突破，但其通俗化、商业化的路径为港台当代命理发展奠定基础。这一时期对古籍的重新诠释，尤其是“用神”“调候”等概念，成为现代八字研究的重要框架。
如需深入某一方面（如具体著作分析或人物思想），可进一步探讨。
